肖軍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作為1987年《便衣警察》的主題曲，《少年壯志不言愁》早已成為經典。而當這首歌曲再次出現(xiàn)在2024年《我是刑警》片尾時，似乎是不同年代的人民警察在穿越時空展開對話。一批又一批的公安干警前赴后繼，把青春、熱血和生命奉獻給了他們熱愛的職業(yè)。
兩部作品相隔的近40年來，熒屏涌現(xiàn)了一大批優(yōu)秀的公安劇，在掀起一波又一波觀看熱潮的同時，豐富多彩的警察形象更是給觀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如《我是刑警》（2024）中的秦川、陶維志、武英德、曹忠恕，《狂飆》（2023）中的安欣，《警察榮譽》（2022）中的王守一、李大為，《三叉戟》（2020）中的崔鐵軍、徐國柱、潘江海，《營盤鎮(zhèn)警事》（2012）中的范黨育，《重案六組》（2001）中的鄭一民、曾克強、季潔，還有《公安局長》（2003）中的李西東、《便衣警察》（1987）中的周志明等。
無論是對群像還是個體塑造，出色的演員們不僅演出了人民警察的“歷經苦難癡心不改”精神品質，演繹中還反映了技術、手段的進步乃至中國法治進程。
塑造警察形象的同時，也具有普法功效
公安劇塑造的警察形象各不相同，但最讓人印象深刻的，莫過于那些根據真實人物或案件改編的劇集中的形象。這些典型人物本身就是法治社會的代表，正面形象與法治建設不可分離。
《我是刑警》以全國公安一級英模、七一勛章獲得者崔道植，全國公安一級英模、最美奮斗者、刑偵專家烏國慶以及真實案件中諸多原型人物、先進事跡為原型，展現(xiàn)了幾十年來我國一線公安干警隨著技術進步不斷破獲大案要案的歷程，尤其是劇集最后以“群像”的形式回顧了這些刑警辦案的艱難險阻，令人淚目。根據1992年開封特大文物被盜案改編的《九一八大案紀實》（1994）中的武和平（本人飾演）、《獵罪圖鑒》系列（2022、2024）中沈翊（檀健次飾）的原型張欣、林宇輝等，則都是刑偵領域著名的專家，通過熱播影視劇而更加廣為人知。
還有同是于和偉飾演的顧銘（2015年《刑警隊長》，根據顧瑛真實事跡改編）、劉佳飾演的任長霞（2005年《任長霞》，根據任長霞真實事跡改編）等，將一大批公安系統(tǒng)具有影響力的人物搬上熒屏，體現(xiàn)了他們高超的刑偵水平、執(zhí)法為民的模范行為和無私奉獻的崇高品德，是對法治建設有力的宣傳。
除了塑造刑警形象，這些劇集中警察辦案的過程也是普法的過程。
《我是刑警》中有兩個名場面是由現(xiàn)實案件改編而來的，即千人同時在場觀看視頻查找犯罪嫌疑人蹤跡（原型張克華案）、百人同時在河里撈作案工具手槍（原型凱里滅門案），在展現(xiàn)刑警本色的同時，也是對犯罪分子的有效震懾——只要犯罪，哪怕動用百人千人都一定會抓獲兇手。
根據中國刑警在海外與當?shù)鼐介_展執(zhí)法合作的典型案例改編的《刑警之海外行動》（2021），講述了以高笑天（吳剛飾）為代表的刑警組成的海外行動專案組，開展多國執(zhí)法合作，最終破獲多起跨境案件的故事，同樣對犯罪嫌疑人起到了警示作用：法網恢恢，即便是逃到海外或者在海外針對中國公民犯罪（電詐案），也都會被抓捕回國。
根據公安系統(tǒng)二級英模真人真事改編創(chuàng)作的《營盤鎮(zhèn)警事》，講述了一個扎根基層的派出所所長范黨育（張嘉益飾）的工作點滴，小人物大情懷的故事增加了可看性，也表明了給基層老百姓普法才是最為緊迫的。
無論是基層派出所所長，還是公安部刑偵局領導或專家，劇集將刑偵工作進行紀實性再現(xiàn)，也是對這些典型人物和故事的藝術性呈現(xiàn)、法治化宣傳，實現(xiàn)了刑偵題材影視作品法治人物故事創(chuàng)作的全新突破。
刑偵技術在進步，刑警形象也在轉變
時代在變，刑偵劇中的刑警形象也在變，其轉變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偵查技術、偵查手段變化的過程。這點尤其體現(xiàn)在時間跨度比較大的作品中。
在《我是刑警》中，辦案警察從劇中原型為1995年黑龍江鶴崗市“1·28”持槍搶劫案開始，受限于當時的技術水平，只能簡單在現(xiàn)場勘驗，如提取痕跡物證、比對血跡等，導致偵破工作遲遲沒有進展。之后，隨著彈道檢測、DNA檢測、視頻偵查、心理測試等技術的普及開來，刑警辦案的手段在發(fā)生變化，之前沒有想到的方法，結合現(xiàn)在的技術是可以實現(xiàn)的。如劇中多起案件偵查陷入僵局時，通過心理測試技術，獲取有關信息，證實犯罪嫌疑人在撒謊，使其交代了殺人事實，最終破案。
而近年播出的反映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刑偵劇《看不見影子的少年》（2024）、《他是誰》（2023）、《塵封十三載》（2023）中的刑警們，也是從一開始沒有技術到利用先進的技術尤其是DNA檢測技術破案。在技術的加持下，豐富了辦案手段，刑警群體顯得更加智慧、更與時俱進，也更加符合法治精神。
技術和手段的變化并非拋棄原有的技術、手段，而應該是新舊技術、手段的結合。在新技術出現(xiàn)的時候，一些刑警可能會走向兩個極端：一種是固守傳統(tǒng)的辦案手法，不信任新技術；另一種是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新技術上，完全拋棄了傳統(tǒng)手法。《我是刑警》中，陶維志（富大龍飾）的性格復雜多面，有正義感，但是一根筋。自從知道了DNA，便一心試圖通過DNA直接鎖定犯罪嫌疑人，數(shù)年跑了數(shù)不勝數(shù)的地方、查了無數(shù)人的家族譜系，還是沒有結果。其問題就出現(xiàn)在“唯DNA論”，即沒有結合傳統(tǒng)的重建現(xiàn)場手段來鎖定犯罪嫌疑人。事實上，犯罪嫌疑人就在距離案發(fā)現(xiàn)場不超過10公里范圍內，且是非常熟悉案發(fā)環(huán)境的本地人。如果一開始就更加科學地將新舊技術結合起來，就不會走這么多彎路。技術只是輔助手段，關鍵還是在偵查人員的分析。
當然，新舊偵查技術交替運用下的困境也是諸多刑偵劇巧妙設計的看點，刑警形象的變化隨之顯現(xiàn)。諸如《雪迷宮》（2024）、《重生》（2020）、《燃燒》（2020）等刑偵劇中，對多年未破案件采用新舊技術和手段的結合方式最終破獲，也塑造出了刑警形象的變化過程，目的是更好地符合法治建設要求。
警察形象的塑造史，也是中國法治的發(fā)展建設史
公安劇中一代代警察的傳幫帶，反映了法治觀念的進步過程。雖然技術和手段不斷進步，但是辦案方法、破案思維是可以傳遞的，刑警精神、法治觀念是可以傳承的，這些對警察形象的塑造都不可或缺。
從2003年《公安局長》中江川市公安局局長李西東（陳寶國飾）到2010年《沉默》中奉春市春城分局局長林蔭（張嘉益飾），再到2022年《對決》中粵東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支隊長文陸陽（王景春飾），這些刑警形象都非常成功、深入人心。這固然因為其執(zhí)著與信念所產生的感染力，更重要的，就是老一輩刑警對年輕一代刑警的傳幫帶效應。老一輩刑警以身作則，讓年輕一代刑警從自己身上學到艱苦奮斗、精益求精的精神，培養(yǎng)年輕一代刑警熱愛自己的事業(yè)、對未破案件永不放棄的優(yōu)秀品格。在辦案過程中，他們不厭其煩地強調辦案要依法進行，證據要做扎實，證據鏈要完整，沒有犯罪嫌疑人口供的情況下只要證據足夠也能定罪等。年輕警察在他們的言傳身教下成長，觀眾看到的則是這些年來法治觀念不斷進步的進程。
警察形象的塑造史其實就是中國法治的發(fā)展建設史。在梳理了從1987年至2024年播出的200余部公安劇后發(fā)現(xiàn)，這些作品與中國法治建設之間有密切關系。如1999年“依法治國”入憲、2002年“依法執(zhí)政”提出、2012年“法治思維”“法治方式”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2014年全面依法治國總目標提出、2021年“八五”普法規(guī)劃發(fā)布，在《重案六組》系列（2001、2003、2009等）、《中國刑警803》（2013）、《白夜追兇》（2017）、《反騙警察》（2023）等作品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無論是警察的法治觀念還是警察對法治的宣傳，都是緊跟法治建設過程的。劇中角色的法治觀念是構成警察形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法治觀念隨著國家的大政方針不斷在變化和完善，所以通過看公安劇中的警察辦案手法，就能大致推斷出法治的建設情況。警察群體形象隨著法治進程前行也在不斷變化，法治進程促進了警察群體形象的變化，警察形象的變化也恰恰說明了法治建設的成效。
當然，隨著公安劇井噴式地增長，也出現(xiàn)了不少同質化之作，觀眾會產生一定的審美疲勞。這就要求創(chuàng)作者在塑造警察形象時，不能是單一的而應是立體化的，在大量收集人物、案件原型的基礎上，既要追求“傳統(tǒng)”的一面，也要體現(xiàn)“現(xiàn)代”的一面，再加上與法治發(fā)展、普法教育相結合，相信未來的創(chuàng)作會更加多元，更能體現(xiàn)刑警精神。劇集在好看燒腦的同時，還能帶領觀眾在沉浸式破案過程中積極參與到法治建設中來，潛移默化地開展了普法教育，也算是該類型劇的一大貢獻。
（作者為西南政法大學國家安全學院教授、刑偵劇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