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文學還是影視，刑偵題材創作向來不乏精品力作。但和近年受到觀眾喜愛的《掃黑風暴》《狂飆》《他是誰》等相比，由惠楷棟導演的電視劇《我是刑警》獨樹一幟，這主要來自作品中強烈的現實主義特征。
現實主義講究真實性，但刑偵題材創作不管從其長久以來的敘事傳統，還是從人們的接受心理來看，超現實性和傳奇性才是更突出的魅力。跌宕起伏的劇情、神通廣大的主人公、高超的破案手段，幾乎成了此類作品的標配。人們漸漸習慣了自己生活和故事之間存在的區隔——故事是故事，現實是現實，誰也不會去相信生活中真有一個福爾摩斯。然而，在傳奇性帶來某種心理快慰之外，現實性的相對匱乏以及受眾對這種匱乏的適應，對作品社會意義的發揮，卻有著顯而易見的不利影響。《我是刑警》在保持傳統刑偵題材創作的傳奇性之外，最大程度地增強了作品的現實主義特征。
該劇以一場搶劫殺人案拉開序幕。這起案件發生在20世紀90年代的一年春節前夕，犯罪分子手段異常狠辣，案件場面異常慘烈。劇情極具懸疑性和視覺沖擊力，從一開始便緊緊抓住了觀眾的眼球。盡管后面的幾樁大案，從案件本身的影響力和視覺沖擊力來說也不遑多讓，但從講述故事的方式而言，其“傳奇性”卻在下降。如張克寒案始終是以殺手張克寒和警方雙線并行的方式展開講述的——張克寒如何搶槍、殺人、躲藏、挑釁，秦川等警察如何尋找線索、琢磨頭緒、設控布防。對這些內容的呈現，導演打的是“明牌”，沒有使用更多敘事手法吊人胃口。之后的清江爆炸案、東林案亦是如此。在這些案件的偵破過程中，有懸疑、有對峙，但拍攝重點卻并不在此，而是聚焦調查的過程和細節。
劇中所展現出來的刑偵知識較為生僻又專業，比如每樁犯罪案件都有它的“氣味”，指紋核驗達到怎樣的程度才能作為呈堂證供，測謊儀在什么情況下對犯罪分子是無效的……這些細節穿插在偵案敘事過程中，強有力地展現了偵案工作的艱難險阻：同僚和戰友的犧牲，這是險；主人公始終緊鎖的眉頭和直不起來的腰，這是艱；線索初露卻因各自為戰而錯失良機，這是難和阻。在偵破張克寒案時，需調動幾百人的警力集中看錄像；清江爆炸案案發后，要里三層外三層翻檢爆炸現場；不管面對哪個案件，都得不斷排除紛擾，適時調整方向和方案，而每一次調整最難的不是找不到線索和出路，而是說服大家一切歸零，從頭再來……這些細節是瑣碎的、非傳奇性的，而鏡頭對這些片段和細節的捕捉與長時間聚焦，呈現了刑偵工作對人的精力、體力、精神、意志的全方位考驗。
除此之外，《我是刑警》還展現出一種時代縱深感。劇中，20世紀90年代至2016年二十年的時代變遷顯現在日常細節之中，電話、手機、電腦以至服飾、住宅，有的只是在鏡頭里一閃而過，卻不露聲色地告訴了我們時間的流逝，刑偵技術也從傳統摸排、指紋核對，發展到DNA檢測、測謊儀等。一部愛憎分明的刑偵題材劇作不可能容納太多的主題，但它卻盡可能地貼近著現實與人們的生活。
《我是刑警》創作中面臨的挑戰是，要讓所講述的故事、所刻畫的人物具有說服力。而說服力要依靠這兩條途徑：一是所講述的故事要符合生活本身的邏輯，二是對人物的塑造要自然。前者已無須贅言，至于后者，該劇可圈可點處亦頗多。比如秦川這個英雄人物身上沒有太多復雜性，但他卻并不單薄。他的性格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生活中慢慢塑形的；他對主流價值的“闡發”，都是由行動而非言語發出的，是在他經受了足夠多的艱難險阻、糾結、疲憊和內心掙扎之后才終于發出的，如此，這觀念的“闡發”潤物無聲，更能打動人心。
近年來，刑偵題材成為熱門。《我是刑警》之所以能從眾多刑偵題材作品中脫穎而出，關鍵原因在于其返璞歸真的現實主義創作風格。這種現實主義風格扎根生活，將傳奇還原為日常，讓英雄扎根于大地。
（作者：李勇，系鄭州大學文學院教授、河南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
